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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看王家卫,一定不能错过他

时间:2022-08-12 12:09:05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认识刘以鬯是缘于王家卫的电影。《花样年华》与《2046》分别是对刘以鬯小说《对倒》与《酒徒》的影像化演绎。王家卫推崇刘以鬯:“让世人重新认识、知道香港曾经有过刘以鬯这样的作家,是让我最开心的事。”若你喜欢王家卫的电影,也一定会喜欢读刘以鬯的小说。

作家刘以鬯。/豆瓣

许多人或许会对他名字中的“鬯”字感到好奇。翻看《辞源》,鬯字大体上有两种解释:一是古时的酒器,二是“畅”。两种释义都与刘以鬯的作者身份十分贴合——前者对应他的代表作《酒徒》,后者则精准地概括了他如流水般酣畅的文字风格。

靠着一支笔独立生活

1918年,刘以鬯生于上海,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。刘以鬯对文学有着天然的兴趣。念书时,他大量阅读西方近现代文学原著,能流利地背出《威尼斯商人》的台词,也爱读狄更斯的小说。对意识流小说家,如乔伊斯、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、普鲁斯特等人,刘以鬯极为偏爱,这些作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字。

刘以鬯的另一个爱好,是在街上行走,观察世相。

1935年,在国泰剧院门口,刘以鬯看见从俄国流亡于上海的女人,她们穷苦潦倒的生活,深深地触动了他。以此为题材,他在俄国小说中摘取“安娜”“芙洛斯基”两个名字,创作了人生中第一部小说《流亡的安娜·芙洛斯基》。

上海霞飞路国泰剧院。/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:1918》

抗战期间,刘以鬯前往重庆,担任《国民公报》与《扫荡报》的编辑。战后他回到上海,于1947年创作小说《失去的爱情》。随后,《失去的爱情》被改编成电影,在上海公映。

之后,刘以鬯来到香港,回到了“原点”,靠着一支笔独立生活。他称自己是“写稿匠”,每天要写上万字娱乐他人的“流行小说”。

刘以鬯回忆起那些以写稿为生的日子:“(当时)写一千字可以赚三四元,一碗云吞面三毛半或四毛。写一千字可以吃十碗,写一篇稿件就可以赚一个礼拜的生活费。”他一边维持着高产的写作日常,一边精打细算地过着朴素的生活。

这段以笔谋生的经历被刘以鬯写入作品《酒徒》之中。

《酒徒》

刘以鬯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-6

在小说里,他塑造了一个内心苦闷的“酒徒”形象。酒徒本是爱好严肃文学的写作者,奈何在香港商品化的文学环境下,写作严肃文学只会饿肚子,他只得靠着写堕落不堪的庸俗读物赚取钱财,一边借着喝酒麻痹内心的痛苦。

如刘以鬯所说,《酒徒》“写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,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”。在某种程度上,《酒徒》是刘以鬯心境的投射,写的是身不由己的荒诞,也是对当时文化环境的批判。但与酒徒不同的是,刘以鬯不喝酒,也从未放弃心中关于严肃文学与优秀作品的标尺。

椰风蕉雨:潮湿的南洋记忆

1953年,新加坡《益世报》的主办人亲自来到香港,邀请刘以鬯担任报刊编辑。于是他再次南下,开启一生中十分重要的南洋时期。

刘以鬯在新加坡担任编辑。/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:1918》

然而,刘以鬯在南洋的办报经历十分坎坷。意料之外地,《益世报》不久便倒闭了。刘以鬯在新马两地辗转,曾在几家小报担任总编辑,从新闻到副刊皆由他一人操刀、全程跟进,却还是躲不过亏本的结局。除了待在编辑部,刘以鬯常一人待在住处,不爱说话,心情也愈加苦闷。

于刘以鬯而言,在这苦闷中难得的一隙光束,便是遇见了后来的妻子罗佩云。

两人相识于新加坡的金陵大酒店。那时罗佩云是名舞者,演出结束后常遇上晚归的刘以鬯,便一同在客厅聊天。两人十分投合,刘以鬯也常将自己的作品借予罗佩云。

刘以鬯与夫人的往来信件。/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:1918》

恋爱时,两人常去餐厅喝咖啡,或在百货公司逛街,晚上一同坐车去海边吃些宵夜。一日,刘以鬯对罗佩云说:“你不如嫁给我吧,我养得起你的。”这句不经意却质朴的告白,罗佩云起初并未放在心上。

直到一天,刘以鬯在房间编辑稿件时肺病加重,突然咳血。这时罗佩云明白,刘以鬯和她,互相需要。两人十分珍惜这段朝夕相处、共度患难的爱情。刘以鬯病愈后,两人订了婚。

留居新马期间,刘以鬯写下许多“南洋小说”,讲述他眼中的“星加坡”与马来。这些故事汇编成小说集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,其中饱含的,是关于风与雨、椰树与芭蕉、民俗与情爱的南洋记忆。

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

刘以鬯 著,梅子 编

后浪 | 四川人民出版社,2022-6

在繁多的南洋意象中,刘以鬯钟情于雨。在《星加坡故事》中,男主是报刊编辑,女主是舞厅歌女。两人雨中相遇,在雨中相爱,对话是他们互相接近的方式。谈情之时,情思跃动如阵阵潮热的水汽,在彼此之间蔓延——

她透了口气,喃喃地说:“雨很大。”

“有点像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情景。”

“热带的气候总是这样变幻莫测的。”

“倒有点像你。”

“也许你已习惯了热带的气候?”

“我对雨季有特殊的好感。”

在另一部中篇《蕉风椰雨》里,女孩花蒂玛的一句“我在雨中听象啸”有着恰好的诗意,这是她与情人相会的场景。两人的感情如水边的渔歌,一唱一和,带着朦胧的美感。

但在刘以鬯的叙述中,南洋的爱情故事并不圆满。相反,它是脆弱的,在近乎残忍的结局中破裂。情爱如南洋的气温那般炽烈,然后在蒸腾之后化为乌有。有情人之间如同隔着一张穿不过的雨幕,只得在误会与变故中离散。

南洋的椰风蕉雨。/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:1918》

如果仔细品味,读者会明白刘以鬯所写的不止于此。借着南洋的时空,他写的是人世间共同的情爱;借着情爱,他写的是人世间不可预料的偶然。

客观来说,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不是刘以鬯文学生涯中最耀眼的作品,但它十分关键,也足够特别——意识流写作的趋势逐渐浮现,刘以鬯鲜明的个人风格也已初具雏形。他的作品,也成为了南洋文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标本。

“好的小说,一定要有新的意味”

1957年,刘以鬯与夫人一同返回香港。平日由夫人打理家务,刘以鬯则埋头写十几家报刊杂志的约稿。正是在这段时间,刘以鬯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——《酒徒》《寺内》《对倒》“三部曲”。

刘以鬯坚定地认为,“好的小说,一定要有新的意味”,他也以此为自己写作的标准。“三部曲”代表着香港文学的新面貌,达到了严肃文学的高度。于是,作为小说家的刘以鬯诞生了。

44岁那年,刘以鬯创作了第一部华文意识流长篇小说《黄色的鸭》;次年,《酒徒》出版。刘以鬯的文字如一把解剖刀,探入酒徒的内心,发掘“一刹那”的心理活动。小说中意识流的笔法已显纯熟,贯穿其中的是“没有情节的情节”(plotless plot),颇有柏格森“绵延”哲学的意味——

“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。我只知道我手里握着一杯酒。然后,酒杯突然消失。我见到一扇门。

“门。万欲之入口。疯狂的原料。人类生命线的持续。

“电灯扭熄时,黑暗成为一切的主宰。”

酒精打开了一扇门,通往幻觉、沉思,最终抵达深层的自我。酒徒无力扭转现实,甚至随之堕落,迷醉中的呓语是一次次的自我叩问;而那句“我在投降前只会喝酒”,似乎就是谜底。在沉沦的世界中,酒徒是最荒唐却也是最清醒的角色。

电影《2046》改编自《酒徒》,男主人公周慕云以刘以鬯为原型。

在刘以鬯笔下,酒徒借酒麻痹痛苦、逃避现实,映衬出文学在物质社会中衰落的现状。

1964年,刘以鬯创作《寺内》。这部精巧的中篇是对《西厢记》的重新叙述。刘以鬯将其划定为“诗体小说”,这也意味着,它的重点不再是情节,而是诗性的语言。

《寺内》

刘以鬯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-6

一如标题“寺内”,小说营造了一种微妙的空间感——“墙是一把刀,将一个甜梦切成两份忧郁”“梦的内容永远是荒唐的,寻梦者在梦中做了另外一场梦”。墙阻隔了崔莺莺与张君瑞,但梦境消解了空间与距离,情绪与爱欲得以绵延。

现代主义的笔法,《西厢记》的内核,让《寺内》既具备西方现代性,也富有中国的古典韵味,正如学者柳苏在《刘以鬯与香港文学》中所说:“从古老的传说中变化出来,探求内在的真实。”

《对倒》的灵感源于刘以鬯集邮的爱好。1972年,刘以鬯购入珍稀的“慈寿九分银”双连邮票。当他用放大镜反复观察,发现两枚邮票上下相对,齿孔嵌合,于是将这一“对倒”结构巧妙地引入小说写作中。

《对倒》

刘以鬯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-6

《对倒》讲述的是一对男女的故事。淳于白是来自上海的中年男子,亚杏是长于香港的花季少女,两人的故事在叙述中交替展开,组成互相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双线结构。

淳于白与亚杏曾数度在香港街头偶遇,但仍互不相识。某一天,两人在同一家电影院相邻而坐。这似乎是相识的绝佳时机,可结局却是两人反高潮地擦肩而过,令读者的期待落空,又激起无尽的思绪。

刘以鬯说,“擦肩而过”是一种间接关系,而这正是《对倒》的主题。在他笔下,淳于白与亚杏经历不同、性情迥异,一人沉浸于回忆,另一人执迷于幻想,两者似乎并无联结。

若仔细思索,便能体会,淳于白代表着过去的上海,亚杏则是无根的香港;当刘以鬯的目光如聚光灯一般照在香港的景观上,落下的是上海的影子。已然远去的回忆不失为一种幻想,这是一种巧妙的“对倒”。

周慕云与苏丽珍在楼梯间多次擦身而过,成为《花样年华》的经典镜头。

“那些消逝了的岁月,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,看得到,抓不着。看到的种种,也是模模糊糊的。”《对倒》中这段经典的独白出现在《花样年华》的银幕上。

有人描述道,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,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,交错成了一个1960年的故事,而这并非偶然。生活中的“对倒”或许是巧合,但艺术中的“对倒”则是创作者独具匠心的经营。

“四个字:与众不同”

刘以鬯成名之路十分曲折,并非缘于大器晚成,而是缺少伯乐。举一例便可说明:《酒徒》于1963年出版,但它的价值却在十几年后再版时才为人们所知。

刘以鬯借酒徒之口,表达自己的信念:“好的文章一定会被时代发现的。”他不仅努力锻炼笔头功夫,做好文章的创作者,还以身作则,成为了好文章的发现者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刘以鬯担任《香港时报》副刊《浅水湾》的编辑,大篇幅译介心理学、意识流理论与现代小说家的作品。此外,他还主办《香港文学》。秉持着“认稿不认人”的原则,刘以鬯让许多新人作家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机会。

刘以鬯主办《香港文学》,坚持“认稿不认人”。/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:1918》

回想起担任编辑的经历,刘以鬯说:“除了那些老作家之外,我觉得身为副刊的编辑,应该为年青一代做些实际的工作。”刘以鬯勤恳、踏实与平易近人的品质,不仅惠及香港的新人作家,也让大众对他肃然起敬。

晚年的刘以鬯放慢了脚步——早上七八点起身,等妻子醒来一起吃早餐;下午到太古城中心逛街、买明信片;晚上七点吃过饭后慢慢散步回家,休息一下就去睡了。

晚年刘以鬯。/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:1918》

在这“闲人”般的生活之中,刘以鬯依旧在写作。或许台上会摆些手工模具,耳边放些音乐;窗前偶尔有行人经过的吵闹声,他也不觉得被打扰。

回顾这一生,刘以鬯或许不会用“波澜壮阔”来形容,但他能从容地说出这掷地有声的四个字:“与众不同”。

参考资料:

1.刘以鬯《酒徒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-6

2.刘以鬯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,梅子 编,后浪|四川人民出版社,2022-6

3.刘以鬯《对倒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-6

4.刘以鬯《寺内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-6

5.柳苏《刘以鬯和香港文学》,《读书》. 1988,(12)

6.刘以鬯《刘以鬯小说自选集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7

7.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:1918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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